我假设每当我写作，说话，倾听或者阅读时，有些积极的事情就可能发生；我假设我能够理解他人，也可以被他人理解；我相信我所表达的，正如其他人表达出来的，是值得别人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的。
为什么？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相信沟通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
答案之一是：生活经历告诉我们沟通是值得做的。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沟通起作用的那些情形：当我们成功的向饭店服务生表达了晚饭需求后，我们饱享了美食；当我们向某人求助后，他们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一位家庭成员谦卑地请求原谅后，我们心存感激的满足了他的愿望；当有人教导我们后，我们有所收获；当我们讲故事后，我们的朋友们乐在其中。
当然我们所有人也能回忆起一些沟通失败的情形。例如，当我给学生试卷打分时，我会意识到我有时教的并不好。但有时我假定那是学生们的错，这种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我的自尊，直到下一轮考试来到。
但是不管我怪罪自己还是他人，我仍然努力去进行良好的沟通。即使有些情形下似乎沟通是不可能的，我依然继续尝试。我诚心诚意的沟通，期待去服侍他人，也期待被他人服侍。
例如：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张。一方面因为她长期生病，另一方面因为我的不成熟，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很有压力。我们常常忽视彼此。更糟糕的是，我们有时彼此言语攻击，刺痛别人的心。
有一天我从校园开车回家，考虑要不要停下来去看望她。我感到我有义务这样做。毕竟我是她的儿子，是有血缘关系的，她曾给了我生命。即便有时谈话很痛苦，我又怎能不去定期和她沟通呢。我正纠结要不要探访她时，一个奇怪的想法进入了我脑海:问问她在大萧条时期的成长过程。
我驾驶在大学街上，琢磨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就我所学的知识而言，我从未读过，写过，或者谈论过经济大萧条。也许因为我母亲在经济大萧条时受过苦，所以我产生了这想法；也许我把一种想法理解成了另一种想法。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想法呼唤了我，我就必须要作出回应。
下面是后来所发生的事：
我停下来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我问了她在大萧条时期的成长经历，然后我就聆听她。她情绪激动的谈论了很久。我留心地听，也理解了她的回应。她讲了家庭中经历的不可思议的艰难。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其中一个婶婶是被收养的，因为在那个艰难时期，她的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她。结果，我的母亲失去了父母的关注，然后她渐渐变得极其嫉妒。我在聆听时，才发现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被聆听，被理解，被欣赏的受伤的女人。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理解我的母亲，这种理解超越了我们的血缘关系，也超越了义务上对她的尊重。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对我的亲身母亲有了一份怜悯。我意识到那些她几乎无法掌控的过去是怎样的影响了她。母亲的回忆深深触动了我的心。
这种心对心交流的突破给予我们特别的信心来继续沟通。这样的沟通会带来更美好的关系：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同理心，最终会更加的令人满足。从那天起，我能够用一些之前认为从不可能的方式来爱我的母亲。过去我们相处从来不容易，但那之后却变得平静祥和。
几年后，我收到了远在千里之外弟弟的电话。那段时间我母亲住在他附近。他说：“母亲快不行了”。他带她去了急诊室，医生发现她病得很严重—癌症最晚期。我很震惊，立刻定了机票，心里开始准备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好好陪伴她。坐在飞机上，身体夹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我的思想和心却开始动起来。我深思着那天出乎意料的旅途，我沿着大学街驶向了母亲在大萧条时期的记忆。我在想还有什么我能够或者应该对这个即将离世又曾生育我的女人讲述。时间令人恐惧的飞逝，却又痛苦难熬的缓慢，从记忆向着即将到来的终点前行。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我换乘了几辆公共汽车，穿越了150英里的路程，从大城市的机场赶到了那个小乡村的医院。我一到，我和弟弟就互相拥抱。然后我依偎在昏迷的母亲身旁，用我的掌心握住她的手，紧密的在她耳旁说：“妈妈，我是坤”。她突然睁大眼睛，直直的看着我，嘟哝着什么，然后又沉沉的睡去。那是她最后一次睁眼或说话。那晚她走了。
我一直在想她说了什么，但同时也在想我是否真的有必要知道。那天当我问她关于大萧条时期的事时，我已经听到了她的内心对我说话。凭着信心，我把手伸向了她。我曾经聆听了她，那是心与心的对话。我谦卑自己，好使我能够真正理解她。那个信心的行动，是份礼物，也是一个呼召，它给了我足够的理由得以在她去世后继续前行，继续沟通，一句一句，一步一步，忠心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