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栽培与事工成效

　　如今，在事工和非营利组织中领袖栽培的重要性几乎毫无争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耶稣在领袖栽培上的投入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证明这个投入非常值得。彼得德鲁克根据观察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也最亟需的是非政府组织非盈利领域中称职的管理”。
　　我曾在南非一个基督徒非政府组织工作，我的职责是与各国代表处高层管理团队协作，提升这些国家的事工质量。对事工需要改善之处的评估结果显示：不尽人意的质量和问责并非技术问题，而是与领袖侍奉和管理的有效性相关，尤其与领袖才干具有直接联系。
　　当我们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这些领袖上，我惊奇地发现栽培上的投入促成了工作质量的巨大改变。事工有效性和长期影响均有显著提升。我目睹了经过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地区在该机构全球合作伙伴中的排名从倒数跃居前列。在南非开展的这个领袖栽培试点项目后来成为该机构全球领袖栽培课程的一部分。

当我们认真审视领袖栽培时，会观察到三个现象。

1. 事工需求与领袖能力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20世纪80-90年代间，许多国家的全球性和发展中国家的事工由小型的单一项目发展为大型的非营利性组织。随着西方国家的事工机构将其工作分散化，本土和当地的组织规模增大，结构日趋复杂。随着宣教事工追求本土化和可持续性，这一趋势方兴未艾。

　　和许多本土事工机构一样，我服侍的这个机构的国内领袖们目前管理着数百万美元的项目资金，主持跨多个领域的干预项目，与成百上千个社区协同工作，雇佣的员工也多达数百人。领袖需要与政府和教会的最高权柄打交道，涉及当地以及10-15个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既能在本国和本土背景下有效开展工作，也需要在多个国家和文化的全球市场上为募款而竞争并展示卓越的策划，项目运营和决策能力，使情况更复杂的另一个因素是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虽然许多领袖拥有担负这些责任的潜力，但他们必须接受足够的培训才能圆满完成任务。

2. 国内领袖需要相关性高，实用性强，成本合理，因地制宜的培训。

　　在西方国家生活的领袖拥有多种多样的培训机会，而发展中国家的领袖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之前的模式——邀请本土领袖到西方国家参加为期2-4年的研究生课程——已经不再适用，这一模式的问题体现在长时间与家人和事工机构分离，不菲的开支，以及部分完成培训的领袖不回国，如此种种。我们面临的挑战并非引入西方的管理技巧，而是提供与发展中国家相适应，以圣经为根基的领袖侍奉和管理培训。

　　一个更好的领袖培训途径是实地的课程，将品格和才干相结合，以基于圣经的领袖侍奉模式开发，运用最新的管理研究和经验并引入全球应用视角。战略思维和策划、组织变革、管理和创新、营销和沟通、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团队领导力，以及领袖属灵栽培是有效的领袖侍奉和管理之基本领域。领导力开发培训的创新途径——将严谨的学习与适应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在职辅导和指导相结合——是满足这一需求的第一步。

3. 领袖栽培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

　　持续在优质的事工项目中投入数百万美元而欠缺装备妥当的人领导和管理项目，这无疑是一种短视的做法，对捐赠者和事工机构而言也十分令人沮丧。而培育本土领袖，以此保证必需的资金投入可以带来改变生命的事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为事工项目注资而忽视组织和人力资源建设，忽视后者对项目的优化管理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性，这不是好管家的做法。

　　不对领袖栽培做投入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些领先的企业对领导力培训的投资平均占人力支出的4%，对于投身事工的我们而言，作出相似的投资岂不是更加明智吗？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领导力研究的商业教授沃伦·贝尼斯（Warren Bennis）指出：“缺乏资金的组织可以借贷或募资，但缺乏领导力的组织几乎不可能存活。”

　　我们在印度的本土领袖如此评价这项投资的结果，他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我们需要新的知识，技能和工具——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明天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激情或是充满能量的人，而是属灵智慧和实用技能，使我们面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推行使当地人民有机会参与的创造性解决方案。通过对我个人发展的投入，你们为整个社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所学到的一切将在其他成员，以及我们开展工作的社区不断倍增。”